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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更没看到余玠因积劳成疾，躺在病床上依旧在思索着如何建设四川，如何反击鞑靼人的情景！

    　　他们说只要给我用上孟之祥，我们也可以把鞑靼人打出四川，差不多就是“有好球员，教练不需要”的意思，却不想想，想要驱使孟之祥这等世之虎将，桀骜不驯的大军头，岂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

    　　一般人谁不能够对孟之祥那百万贯的盐税纯利不眼红，对孟之祥的账局不觊觎的。

    　　真要是与孟之祥争利互怼的话，嘿嘿，哪怕他身为相公、四川制置使，也保不准死于非命，孟某人熟悉很多“喝水死”和“躲猫猫死”的伎俩！

    　　方面大员死去，朝廷震动，孟之祥也不能置之度外，万一他被查实罪责，一旦他去职后，四川谁人可保？

    　　余玠为国为民所做的这一切，全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在坎坷的仕途之路上，参倒余玠，倒是一件值得他们“骄傲”和充满挑战的事。

    　　大宋堂堂的左丞相谢方叔，把他那些本该用于治国安邦的心眼儿，用在了忠心为国家保境守土，治理一方军政的余玠身上。

    

　　而后，在上有谢方叔谗言诋毁、下有姚世安抗命不遵的联合攻击下，一场针对余玠的政治风暴开始了。

    　　余玠在获知姚世安公然抗命之后的退让，不仅没有换来姚世安的感激，反而让其更加变本加厉的在川蜀之地收罗余玠这十年来的“不法罪证”。

    　　一时间余玠这些年在出任四川制置使期间收了多少礼，挥霍了多少公款，安插了多少心腹，娶了几个小老婆等等，都被姚世安在添油加醋，无据诽谤的情况下，传达给远在江南的谢方叔。

    　　于是，自觉“证据在手”在手的谢方叔纠集徐清叟等人，开始了在朝堂上对余玠展开政治攻击。一时间弹劾余玠的奏章在宋理宗那里堆积如山。

    　　起初呢，老板宋理宗还是明事理的，从平民走上皇位的宋理宗，深知地方工作的不易，故而在朝堂上斥责谢方叔等人：“余玠十多年来守土川蜀，劳苦功高，尔等在这繁华富庶的江南又干了些什么。除了每天醉生梦死之外，又可曾为朝廷分担过半丝半毫的忧患？”

    　　宋理宗的话很重，只是那近水楼台的谢方叔，非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坚持不懈的在每天汇报完工作之余还不忘狠狠的在宋理宗面前说上几句余玠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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